作者：李红雨

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，结束于90年代。

少年朱之洱的父亲因为贪污公款而锒铛入狱，也断绝了家庭唯一的收入来源。为了完成学业，朱之洱经人介绍，来到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学校读书，生性顽劣的朱之洱将福音当作迷信厌弃。

朱之洱追求女生郑丹萍遭遇失败。郑丹萍心仪学生会主席武显宗，两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。武显宗被基督教青年会确定为留美深造的对象，前程似锦。嫉妒让朱之洱更加鄙视基督教。

随着年龄成长，朱之洱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，却苦无答案；加之失恋，陷入忧郁之中。他差点轻生，幸被郑丹萍发现。郑丹萍劝他向神祷告，奇迹发生了，朱之洱将自己完全交托的那一刻起，烦恼荡然无存，一股清凉甘甜的生命之泉沁入他的心脾。不久，朱之洱受洗成为主的儿女。

朱之洱原本相当林肯那样的大政治家；此刻，主的呼召让他选择做传道人，将福音传向华夏大地。一番激烈的属灵争战过后，他放弃了有良好职业前景的商科，改学神学，让父母大失所望。朱之洱的决心感动了郑丹萍，开始对他另眼相看。

不久，武显宗飞往美国读神学，期盼着郑丹萍赴美跟他相聚。然而，神学观的不同，让两人之间出现裂痕。农村宣教的实习生活，也让郑丹萍最终放弃了当一名物理学家的梦想，转而跟朱之洱一样，献身神圣的宣教事业。共同的理想让两颗心连结一起。

神学院毕业后，朱之洱跟郑丹萍先办婚礼，随后与美国传教士约翰逊合伙来到河北农村宣教。太平洋战争爆发，在华的英美教会被日军勒令解散，郑丹萍也险些受到日军污辱。约翰逊被关进集中营，朱之洱回到北平，继续传教生涯。

抗战胜利，朱之洱的教会也壮大起来，他终于看到神对他的托付。然而，抗战结束也是国共内战的开始，国民党很快溃败，退出大陆。解放军进入北平，朱之洱的宣教工作受到干扰和限制，自由传教的日子划上句号。

新政权将海归武显宗树立为宗教界的领袖人物，发起“自治、自传、自养”的三自爱国运动，号召信徒接受中共领导，加入三自，与欧美教会彻底割断联系。宗教活动必须在三自教会进行，否则就是对抗无产阶级专政，触犯反革命罪。

很多信徒屈从了，纷纷加入三自，朱之洱却坚持家庭聚会，不参加三自。理由很简单，“凯撒的归凯撒，神的归神。”只有耶稣才是教会的头，宗教管理局不能管理教会。在世俗的事情上，朱之洱拥护新政权，做合格公民；但在信仰上，必须维护神的尊严和权柄。宗教管理局长魏光正将朱之洱逮捕入狱。

狱中的朱之洱软弱了，想到郑丹萍和孩子，他选择了屈服。魏光正将他的悔改声明向全市的基督徒广播，让获得自由的朱之洱无地自容。经过长久的祷告，朱之洱重新坚强起来，告别家人，主动迈进看守所的大门。这次，他不打算再出来了，他知道这是神对他的命定。

朱之洱被打成死不改悔的反革命，判处无期徒刑。狱中，他拒绝改造，以主耶稣为榜样，面对审判一言不发，任由打骂。监狱不许他饭前谢恩，他就绝食。看守所对他强行鼻饲，他抓住机会大声感谢主。看守人员拼命虐待他，但他牢记主的教诲，“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；”“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”。

朱之洱在大墙内做囚犯，妻子郑丹萍大墙外受歧视，带着婆婆和两个孩子艰难度日。有一次，家里一粒粮食都没了，第二天只能喝白开水。就在这时，一些主内的姊妹偷偷送东西给她，帮助她度过难关。作为反革命家属，郑丹萍被从办公室赶到工地，只能从事重体力劳动，但她有神的看顾，工作一丝不苟，出色完成。有爱慕她的人千方百计追求她，都被她断然拒绝。她坚守神的话语，“神配合的，人不可分开。”她绝不会背叛自己的丈夫。

文革时期，当初的三自运动也遭到批判，三自运动的发起人武显宗也被当成历史反革命做了阶下囚，并在狱中被虐打致死。神的事业遭受了空前的逼迫。文革中期，迫于重返联合国安理会，中共调整对待政治犯的政策，只要罪犯有悔改表现，就可以大幅度减刑，改无期为有期。监狱动员朱之洱悔改，享受宽大政策，被他断然拒绝。他的态度激怒了看守人员，新的虐待变本加厉，但朱之洱仍以主耶稣为标杆，面对折磨，一味忍受。

改革开放后，很多政治犯平反出狱。按照规定，朱之洱也被从无期改为有期，到年限必须出狱。朱之洱向神祷告，顺服世上的掌权者，接受法院判决，结束刑期；但坚决不离开监狱，要继续做大墙外的犯人。因为法院改判的依据是认罪悔改，而他二十多年从未悔改，他不接受这种用谎言支付的自由。

狱方只好在监狱不远处为他找到一所房子，作为他的住所。郑丹萍搬过来陪伴他。远在美国的约翰逊邀请他去美国，也被朱之洱婉拒，理由是他从未悔改，也就不配有真正的自由。他的命定就是一生在狱中做主的儿子，这是神给他在世上的预备。

朱之洱的两个儿子，一个去了美国，一个作为传道人，从他手中接过火炬。几年内，郑丹萍和朱之洱相继离世，回归天家。后人将他们夫妇葬在一处，并在墓碑上镌刻他们生前最喜爱的赞美诗。